数月前曾从报端获悉,某市实施一项惊人之举,将处女膜检查纳入婚检范围,如破裂即被处以“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”。当时我完全怀疑这则报道只是一个玩笑,或者是“自由撰稿人”捕风捉影的任意杜撰,但是后来又看到该市有关部门向公众致歉并打算纠正其做法的报道,看来倒是真的了。
据说,某市在婚检中引入处女膜验身,目的在于捍卫道德,但我所不明白的是,这本身干涉和侵犯他人隐私,既无法律依据而且有不道德嫌疑的做法,如何捍卫道德?最可称奇的是,报道中当地某大学有位社会学系教授竟对这种做法深表“赞成”,他说:“中国不是美国,人们反对不严谨的性生活,(要)注重贞操观念,应该把不该做的限制在最低程度。”教授先生这番话真是够水平——荒唐得够水平!中国固然不是美国,但今日之中国又岂是一个世纪前的旧中国?不严谨的性生活固然应该反对,但是反对的方式难道就是去查人家的处女膜么?至于“应该把不该做的限制在最低程度”云云,更值得我们警觉了,到底哪些事情算作“不该做的”,又由谁来定?如果越出于法律之外,谁都可以就他所不喜欢的事“限制”别人的话,历史的倒退便指日可待了。
近年来有关道德危机的议论颇盛,盖因经济的变迁引发了人们心理和行为的种种茫然。于是,世风日下,人心不古的叹息四起;而在这种焦虑之中,人们重新追念传统道德的某些魅力,是自然而然的。但现在看来,这种追念难免泥沙俱下,从而搅起一些本来已腐烂了的沉渣,传统道德无疑有一些非常好的永远不该丢弃的东西,如勤劳的观众,持俭观念,仁爱的观念……但有一些却早已被历史判明是禁锢的践踏基本人性的东西,如三纲五常,三从四德之类的礼法,如对个人隐私的蔑视以及对与社会的无涉的纯个人行为的粗暴干预。在历史即将进入21世纪的时候,对传统道德如果连一点最起码的鉴别力也不具备,我认为就没有任何资格去谈论什么道德建设。